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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这章一方面是为了文章的连贯性,另一方面是为了纠正自己前面的错误!九品中正制是一种用人制度,而不是一套品级制度!为了弥补我的错误,我不仅将前面的错误理解处改了,还上传了这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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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我准备要大干一场了,自然要先安顿好国内的事务。否则将来一旦我掀起了战事,再来做可就要麻烦多了!因此我迫不及待的干了起来。首先我想到的是赵光提的科举之事。大家千万不要一听科举就认为是八股文制度。要知道科举制度始于隋唐时期,那时侯的选拔体系还是十分开放的!事实上直到明朝年间科举制度的选拔范围才定死在了八股文的体系范围中。由于明清两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两个王朝(袁世凯那个不算),为后世的人们所熟知!加上后来拍明清两朝的古装戏特别多,致使人们将八股文制度与科举制度混为了一谈。致使人们普遍认为科举制度是封建王朝的一种专利,是一种落后的选才方式。事实上这种想法是错误的,翻开历史我们就会知道——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考试选拔官员的一种基本制度。他渊源于汉朝,创始于隋朝,确立于唐朝,完备于宋朝,兴盛于明、清两朝,废除于清朝末年,历经唐、宋、元、明、清。根据史书记载,从隋朝大业元年(6O5)的进士科算起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式废除,整整绵延存在了1300周年,在国内外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从中国的官制史上看,科举制度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和巨大进步,也有人认为是一次深刻的革命。在中国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曾采用过各种方式,建立过各种官吏制度选拔其所需要的人才。夏、商、周采用的是“分封制”和“世卿世禄制”,均为血缘世袭关系,难以得其优秀人才,其结果是“龙生龙,凤生风”,老百姓的儿子则“面朝黄土背朝天”。汉朝的“察举”和“征辟”制替代了世袭制,由州、郡地方长官向朝廷举荐人才,经朝廷考察后授其官位,或由皇帝特诏选任官吏,这自然是一个进步。但仍是地方长官的意志和朝廷的意愿,人为因素很大。由于掌握选官大权的官僚们注重门第,官官相护,朋比为奸,徇私舞弊,出现的严重问题是:“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出身底层的好人才还是不能被选拔上来。魏晋南北朝实行的是“九品中正制”。由政府选派有声望的官员到州、郡任大小中正,品评一些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等第。各州大中正,各郡中正官将其所管辖的地区的人才品德和家世定位九品(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以推荐给朝廷,任用官职。这在当时多少改变了州、郡地方长官随意左右,为所欲为,受贿营私的状况,到是选拔出了一些比较有才能的人进入仕途。但是,中正官到后来却完全被世家大族所把持,“九品访人,唯问中正”,实际上已成为大地主、豪族势力控制选官的工具。家世、门第成为评定官品的唯一标准。从而出现了“公门有公,卿门有卿”和“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局面,中小地主只能做些小官,平民百姓均被拒之官场之外。
从隋朝至明清的科举制度,它所一直坚持的是“自由报名,统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录取,公开张榜”的原则,彻底打破了血缘世袭关系和世族的垄断,对我国古代社会的选官制度,特别是对汉代的察举和征辟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是一个直接有力的改革和否定。给中小地主阶级和平民百姓通过科举入仕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机会和条件,使大批地位低下和出身寒微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他们—一登上历史的政治舞台,成为统治阶级的栋梁之才。北宋的吕蒙正自幼遭不幸,被其父将母子二人赶出家门长期居住在一个山洞里过着饥寒生活,他则发奋读书而高中状元,极善理政治国,成为宋初名相。范仲淹自幼家贫,进土及第后官至宰相,大有作为,享有“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范仲淹字希文)的盛誉。南宋状元文天祥的先祖未曾做过一官.父亲只是一个普通读书人,一家人长期身居低层,他入仕后,丹心报国,壮烈就义,成为千古传颂的民族英雄。清代乾隆年间的陕西状元王杰和清末最后一名状元刘春霖都是地地道道的农家子弟,父母都是种田人。王杰在朝为官40余年,身为嘉庆帝师,官居高位,刚正廉洁,一尘不染,伸张正义,最恨邪恶。嘉庆皇帝惩办贪官和绅时,王杰是主审官。王杰是后世公认的乾、嘉两代名臣。王杰晚年告老还乡,嘉庆皇帝对他的称赞是:“直道一身立庙廊,两袖清风返寒城”。倘若没有科举制度,这些布衣草民们是根本不可能登上龙门,身居高位的,永远没有出头之日。
从这些上面我们就可以发现科举制度虽然有其弱点,但他的好处还是显而易见的。而且我认为历史书上说清朝灭亡后科举制度就消失了的说法是片面的!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科举制作为一种社会权力精英的遴选机制,对近、现代各国政体中的文官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具有直接的、深刻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古老的科举制仍然具有其现代意义。作为一种精巧的政治录用方式,科举制具有恒久的价值。就以后世来说吧,毕业后出来混社会想当公务员照样要考试!这何尝不是另外一种形式的科举!科举要考秀才、考举人、考进士,而公务员的条件最少也是个大专生,之前还不是要中考、高考!只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后世的教育学的早已经不是古代那套,而是各种科学知识和文化知识。但我们不能就因为现代比古代文明昌盛就否认这些!事实上现代西方文官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受到了中国科举制的直接而深刻的影响。这充分反映出科举制中蕴涵着的现代性。
中国科举制对西方产生影响可追溯到16世纪。1569年,葡萄牙传教士克鲁兹所撰《中国游记》将中国的科举制介绍到西方。1583年,葡萄牙修道士胡安-冈萨雷斯-德万多萨所著《伟大的中国》系统地介绍了中国科举制的内容和方法,此书被译成多种文字,广为流传,激起了欧美人士对中国科举制的关注。英国是最早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英国在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形成的过程中对中国的科举制也最为关心,从1570年至1870年,英国出版的介绍中国科举制的书籍就达70多种。英国于1793年、1816年及以后,多次派外交使节到北京实地考察中国的科举制度。目前,西方学术界公认:现代西方文官制度源于中国的科举制。曾任美国联邦人事总署署长的艾伦-坎贝尔教授来华讲学时曾说:“当我接收联合国的邀请来中国讲授文官制度的时候,我深感惊讶。因为在我们西方所有的政治学教科书中,当谈及文官制度时,都把它的创始者归于中国。”
西方国家于19世纪中期开始相继实行文官制度。在此之前,英、美等国政坛均实行“政党分赃制”。这是一种以“政治上可接受性”为标准的政治录用体制,一般由执政党根据录用对象的政治立场、政治忠诚和经济支持来决定取舍。按单一政治标准的选官制存在着明显而严重的弊端,它不仅大大降低了官员的业务素质和政府的行政效率,还导致严重的腐败,当时欧美政坛以钱谋官、卖官之风盛行。针对“政党分赃制”的积弊,英、美率先进行改革,效仿中国科举制,建立了独立于政党政治之外的政府官员的“考选制”
“考选制”的建立,意味着西方政治体制中官僚政治的产生。从此,西方政治精英中出现了一批不同于传统政客的,经考试进入权力体系的职业技术官僚。现代西方政体中的所谓“文官”或“公务员”主要是指这批职业技术官僚。“考选制”的实质是将“业务标准”引入政治录用,以利于统治效率的提高。西方文官制度中公务员的考核录用,在形式上也与当年中国的科举制有相似之处。现在西方国家对公务员的考选中的公开竞考,多级考试、逐步淘汰等原则和方式都直接继承了中国的科举制。所不同的是:现代西方国家的政治录用,基本上是将录用对象分为两类:政客与官僚,分别依据不同标准进行衡量——政客以政治标准为主,官僚以业务标准为主。也就是说:西方政体对政治录用双重标准统一问题的解决,体现在权力精英的整体上,而不同于科举制下双重标准的统一体现于个体。因此,现代西方政体尚不能有效地培养出集政治与业务素质于一身的、德才兼备的权力精英,而只能依靠政客与官僚的相互补充与制衡。
正因为知道了这些,我大胆起用了科举制度,为我大汉选拔人才。不过我不会再用八股文那套,而是更注重于实践和科学。我想录用的官员不一定要精通数理化,因为这很不实际,在这个时代这样的人才毕竟很少!就算是我培养的那几个,我也不准备让他们从政!要知道我还指望着他们去填补我国在机械、化学、物理等方面的诸多空白之处!因此现在我任命的官员尽管有很多是我培养出来的,但随着我国国土的不断扩张,任用那些人才也是必然之事!因此科举制不仅要执行,而且还宜早不宜迟!毕竟时间不等人啊!我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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